文 秦榛

父親的書桌抽屜里，珍藏著一個牛皮紙信封，邊緣已經(jīng)起了毛邊。里面整整齊齊地疊著幾份泛黃的剪報，那是他多年來寫的關(guān)于“秦凱榮伯伯”的文章。每次取出這些紙張時，父親的動作總是格外輕柔，仿佛在觸碰什么易碎的珍寶。
在我童年的記憶里，常常看見父親對著這些紙頁出神。午后的陽光斜斜地照進書房，塵埃在光柱中飛舞，父親的眼神卻穿過那些泛黃的紙頁，落在某個遙遠(yuǎn)的時空里。那時我不懂，為什么這些普通的剪報能讓父親如此珍視。直到長大后，我才漸漸明白，那紙頁間承載的，是一段跨越時空的深情。
伯伯也是我的三爺爺，他是參加過解放戰(zhàn)爭的老兵。父親說，他轉(zhuǎn)業(yè)后雖然當(dāng)過食品公司經(jīng)理，卻總穿著一件洗得發(fā)白的藍(lán)布中山裝，領(lǐng)口和袖口都磨出了毛邊。1975年夏天，父親高中畢業(yè)即將下鄉(xiāng)插隊的前夜，伯伯來送行。月光透過葡萄架的縫隙灑在院子里，伯伯從懷里掏出一本《毛選》，悄悄在封皮里夾了五塊錢。“別跟干部子弟比吃穿”伯伯的聲音很輕，皺紋里藏著說不盡的擔(dān)憂，“咱們工人家庭的孩子，要比就比誰更能吃苦。”
這句話成了父親插隊時的精神支柱。在紅旗公社的那些年，父親白天和社員們一起下地干活，晚上就著煤油燈讀書。同屋的知青都說他是個“書呆子”，卻不知道他是在用這種方式，回應(yīng)著伯伯的期望。
我十二歲那年，在翻閱老相冊時發(fā)現(xiàn)一張泛黃的照片。水庫邊，一群卷著褲腿的人正在奮力拉網(wǎng)，水花濺在每個人的笑臉上。父親指著中間那個清瘦的老人說：“這就是伯伯。”那是1979年的夏天，他們一網(wǎng)捕到了十一噸草魚。父親說，那天伯伯連夜組織人把魚運往喀什市人民廣場。“五分錢一公斤的魚，對月工資只有三十多塊的市民來說，是難得的奢侈。”父親說到這里時，聲音突然哽咽，“可那天廣場上每個人的笑容，比喀什最燦爛的陽光還要明亮。”照片的角落里，有個年輕人正在偷偷抹眼淚——那是二十歲的父親，第一次真正懂得“為人民服務(wù)”這五個字的分量。
父親的書柜深處，藏著一本皮革封面的筆記本。翻開泛黃的紙頁，上面密密麻麻記錄著父親人生的每個重要時刻。1983年那頁寫著：“今日伯伯勸阻調(diào)職，言‘莫負(fù)國家培養(yǎng)’。”字跡力透紙背，甚至洇開了些許墨漬。后來民政局局長親自來要人，父親婉拒時說“伯伯不同意”的神情，想必和他小時候被沒收彈弓時一模一樣。這個倔強的老人，用最樸素的方式，把“忠誠”二字刻進了父親的生命——就像他臨終前堅持要用最便宜的薄棺，堅持不讓組織送花圈，連骨灰盒都要選最普通的那種。
去年深秋，我陪父親去南湖公園散步。夕陽把湖面染成金色，晚風(fēng)掠過水面，驚起幾只白鷺。“這里以前是漁場，”父親突然停住腳步，目光變得悠遠(yuǎn)，“我和伯伯在這挖過魚塘。”他的目光追隨著飛鳥，仿佛看見了1978年的月光下，兩個滿身泥濘的身影正就著馬燈啃冷饅頭。如今公園里跳廣場舞的大媽們不會知道，她們腳下曾誕生過喀什第一批人工養(yǎng)殖的鯉魚；就像年輕干部們翻閱檔案時，很難想象那個拒絕特殊照顧的蔬菜公司經(jīng)理，曾在戰(zhàn)場立過兩次二等功。
前些天整理書房時，我發(fā)現(xiàn)父親把《且看黃花晚節(jié)香》的剪報和自己的畢業(yè)證書放在了一起。2002年，四十五歲的父親終于取得了大專文憑，而那時，伯伯墳頭的胡楊已經(jīng)長了十三圈年輪。抽屜最底層還壓著一張泛黃的字條：“爸，今天漁民送來野生鱘魚，要是伯伯在，肯定又要罵我搞特殊了。”字跡有些發(fā)抖，估計是某次酒后寫的。
此刻，陽臺上傳來輕輕的說話聲。父親正在給奶奶喂藥，八十三歲的老人雖然癡呆多年，卻始終認(rèn)得兒子手上那道疤——那是1979年冬捕時被漁網(wǎng)勒傷的。我望著父親佝僂的背影，突然明白，伯伯留下的從來不是訓(xùn)誡，而是一盞永不熄滅的燈。就像喀什夜市里永遠(yuǎn)鮮活的烤魚，就像東湖畔新栽的沙棗樹，有些光熱，注定要穿過歲月長河，溫暖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靈。
窗外的夕陽漸漸西沉，最后一縷金光透過玻璃，正好落在那疊泛黃的剪報上。那些紙頁間流淌的，不僅是一個侄兒對伯伯的思念，更是一種精神的傳承，一種跨越時空的守望。